基本内容

    　　1、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对华科技遏制的政治目标是相似的，均是维持美国的科技霸权地位和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崛起，但民主党与共和党在科技外交理念、对华科技战略、科技竞争方式上仍有较大差异。

    　　（1）单边行动vs 多边合围。在科技外交方面，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奉行“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倾向采取单边行动直接对中国科技产业进行制裁；而民主党则更多通过多边合作开展对华科技竞争。特朗普执政时期，对外科技制裁主要由美国单方面实施，而非通过多边机制或与盟国合作。这种单边行动使得政策执行迅速，但也易引起国际社会的抵触和不安。与特朗普政府的单边式封锁不同，民主党更重视集体行动，善于利用盟友圈布局与中国高科技产业的竞争，先后组建政府间双边或多边联盟，且民主党更注重通过系统性和长期性的投资和合作来提升美国关键产业链的完整性和竞争力，减少对我国等单一国家的依赖。

    　　（2）全面脱钩vs 小院高墙。在对华科技战略方面，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采取“一刀切”的激进政策，不太注重影响评估；而民主党更注重高精尖领域的“精准脱钩”，避免“全面脱钩”的限制带来的替换成本等问题。共和党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在对华高科技政策问题上几乎一概而论，对遏制重点不加以区分，简单直接地实行科技制裁。而反观民主党，其更加注重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量子计算等“关键目标”的有效战略竞争而非笼统打击，对华科技“脱钩”政策更为精准聚焦，但对“小院”内产业的影响程度也更大。

    　　（3）压制性脱钩vs 自强性脱钩。在科技竞争方式上，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主要基于“弱他”逻辑实施科技制裁；而民主党则同时基于“强己”与“弱他”两条路径进行科技竞争。在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和国会重心主要放在高额关税压制、投资管控和限制人才交流等“压制性”脱钩措施上，但在国内科技投资和产业支持方面相对有限，缺乏大规模的联邦投资和系统性产业政策。而拜登政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压制性”政策，但其更强调通过持续的改革来保持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相对优势，并注重加大对本土高科技产业的政策扶持与资金投入。2024 年，美国研发投入财务预算突破2000 亿美元，创近年来新高。

    　　2、两党执政风格存在差异，民主党执政或为中美在非核心领域的技术合作创造契机，而共和党执政则可能为中欧科技交流留下空间。从两党执政风格看，特朗普政府科技政策出台往往具有突发性，导致企业和市场难以预期和应对，容易引发全球供应链紊乱。而民主党往往出于对国内产业调整时间和供应链压力的考量，政策柔性相对更强。从发展机遇来看，虽然两党在核心科技领域对中国防范有加，但在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粮食安全等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民主党与中国具备相似的意识形态和历史合作基础，后续围绕非核心技术领域合作的可能性更大。而奉行单边主义的共和党若当选，“美国优先”策略或使得欧美关系逐渐转冷，削弱别国对美国领导建立科技领域新规则的信心，而共和党执政下的美国在对欧政策上的左右摇摆有望为中国与欧洲的科技合作提供契机。

    　　3、联合发起WTO 诉讼、设立关键技术产业基金、吸引STEM 人才、加强投资限制或成美国对华科技制裁新方向。为协调众议院委员会制定统一的对华立法行动，由众议院两党议员组成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于2023年成立，并在同年底发布对华战略报告。虽然该特别委员会并非立法机构，但所达成的战略体现了两党议员的共同价值取向，一定程度上可预示未来科技领域对华立法方向。目前，该战略报告中大部分条款已于2024 年进入讨论或实施，但仍需关注目前尚未提及的条款，如联合盟国就中国产业补贴与相关政策向WTO 提起诉讼、设立关键技术产业基金、放宽盟国STEM 人才限制、加强美国本土对“实体清单”“未经核实清单”中实体部门的投资限制等。

    　　4、中国对美国新兴技术的依赖度逐渐降低，进口重心逐渐由美日转移至东盟和拉美，反制裁清单或成中国又一主要反制工具，关键技术与产业链“链长”值得关注。整体来看，中国在各高新技术领域对美国的依赖度在快速下降，尽管在半导体、软件等成熟技术领域仍对美国存在一定依赖，但在无人机、神经网络等部分新兴技术领域已实现反超。

    　　中国进口重心也逐渐转移至东盟和拉美，开始做好自身“去风险”的准备。2024 年，中国反制裁清单的企业数量大幅增加，若未来美国加重对华科技制裁，我国或将针对美国关键技术领域企业采取反制措施。科技类央企是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实现国产替代、破解“卡脖子”技术的主导力量，也是应对美国多边合围和“小院高墙”政策的重要角色，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链“链长”央企及下属上市公司有望受益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风险提示

    　　1）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存在不确定性；2）地缘冲突超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