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低物价:理论、经验与路径
2024 年底以来,低物价成为我国政策的重要关注点,“促进物价合理回升”也是今年的主要目标之一。本专题报告通过深度分析,试图回答“促进物价合理回升”的政策选择,报告分为4 部分:一是抬升物价的理论解释;二是复盘中国、美国、日本历史上5 轮低物价周期,以及对应的促进物价回升的经验;三是分析当前我国物价偏低的现实原因;四是基于理论、历史、现实的分析,推演后续我国“促进物价合理回升”可能的政策方向。
核心结论:复盘中国、美国、日本历史上5 轮低物价周期,物价持续偏低的核心基本都在需求,抬升物价则需要多措并举、并强化不同政策之间的协调,但最关键的抓手是需求政策,货币政策、供给端政策只能“锦上添花”。对我国来说,有效“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比如短期以GDP 平减指数回到0%为锚),可能有5 方面的政策:①财政政策:若无其他政策,测算所需广义赤字率为 12.8%((实 8.4%);②进一步松地产;③货币政策:进一步降准降息;④促消费:以旧换新短期提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负所得税、提升社保水平有助于稳住物价中枢;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煤炭、化工、建材、黑色、有色冶炼等行业是重点。
一、关于抬升物价的理论解释
理论上看,关于物价的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两套体系:一是西方经济学的解释,既包括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凯恩斯等传统理论,也包括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等现代理论;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物价的解释。
综合看,理论上“( 促进物价合理回升”存在 3 种可能的选择:一是刺激需求,具体可分两类:刺激消费和刺激投资(需求拉动论);二是收缩供给,包括减少过剩产能、增加劳动者工资等(供给推动论);三是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失业率,从而实现物价回升(货币主义理论、理性预期学派),但可能面临“流动性陷阱”问题。
二、中国、美国、日本历史上的5 轮低物价周期复盘1、中国历史上3 轮低物价周期:需求不足是核心,出口、地产是诱因中国历史上物价持续下行至偏低水平主要有3 个时间段:1998 年-2000 年,CPI、PPI 连21 个月负增;2008-2009 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冲击,CPI、PPI 连续9 个月同时负增;2012-2016 年,PPI 连续54 个月负增。
1)1998-2000 年CPI、PPI 持续负增
>原因: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出口骤降、国内产能过剩、1998 年特大洪水;>应对措施:①货币政策:降息5 次423bp、降准2 次700bp;②财政政策:合计发行6600 亿长期建设国债,相当于GDP 的3%;③产业政策:1998 年“房改”、2001 年加入WTO;④供给侧改革,纺织等行业出清。
2)2008-2009 年CPI、PPI 持续负增
>原因:全球金融危机导致2009 年出口和出口链断崖式回落;>应对措施:①货币政策:降息4 次189bp、降准4 次200bp;②财政政策:“4 万亿”;③产业政策:放松地产调控,“家电下乡”,耐用品“以旧换新”等;④其他政策:7 次提高出口退税“稳出口”,开拓新兴市场。
3)2012-2016 年PPI 持续负增
>原因:2012 年欧债危机致出口大降、国内地产下行、上游行业产能过剩;>应对措施:①货币政策:降息6 次165bp、降准5 次300bp;②财政政策:地方隐性债务置换;③地产政策:2014 年“松地产”,2015 年棚改货币化;④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⑤其他政策:“一带一路”。
2、美国历史上的低物价周期:“大萧条”带来的供需失衡作为消费型经济体,美国历史上物价偏低最典型的是20 世纪30 年代“大萧条”。
>原因:“一战”之后,工业生产强导致产能过剩,供需矛盾达到极致情况下出现“大萧条”;1930-1933 年美国货币供应量大降23%。
>应对措施:①货币政策:在“降息-加息-降息”中反复切换,“大萧条”后货币转向宽松;②财政政策:胡佛总统系列经济刺激政策+罗斯福新政。
3、日本历史上的低物价周期:不仅仅是“资产负债表衰退”日本持续地低物价环境最为典型、同时也最顽固,1994 年7 月日本CPI 同比转负之后,直到2022 年才趋势性达到2%以上,持续时间长达28 年。
>原因:①需求端:人口老龄化+地产泡沫破灭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双重压制;②供给端:1990s 年代劳动生产率停滞,“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反向“巴-萨效应”(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压制日本国内物价。
>解决尝试:①货币政策:零利率、甚至负利率,量化宽松(QE),质化量化宽松(QQE),收益率曲线控制(YCC);②财政政策:数十轮、超100 万亿日元财政刺激;③产业政策:主银行制度、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
>政策实效的深层逻辑:①货币政策陷入“流动性陷阱”;②不同政策之间相互割裂、协调性不足,导致政策效果相互抵消、弱化;③错失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窗口期,未能培育房地产之后新的经济增长点。
综合上述5 轮历史梳理,可以总结以下几点规律:
①历史上看,物价持续走低的核心拖累基本都是需求;②促进物价合理回升需要多措并举、并强化不同政策之间的协调,核心仍是需求相关的政策,比如1998 年“房改”、2015 年棚改货币化、2008 年“四万亿”,货币政策、供给端的政策只能“锦上添花”,无法成为促进物价合理回升的核心逻辑。
③促进物价合理回升并非一日之功、一策之力,既要着眼短期,也要解决中长期支柱产业问题,如果只着眼短期,则易出现日本物价偏低反复的问题。
④解决物价持续偏低问题,除了考虑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的现实外,居民、企业预期同样重要,改善预期的核心在于,迅速、果断、超预期的政策。
三、多维度看我国本轮物价偏低成因及未来走势1)长周期看,本轮中国物价偏低,可能面临一定的持续性。核心约束在于过去20余年债务驱动经济增长模式遭遇阶段性困境,即:人口老龄化加深+居民、企业、地方政府进一步加杠杆空间不足,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的集中体现。落地到产业,则表现为房地产销售下降、房价下跌、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遭遇困境,进而导致居民财富受损、企业经营压力加大、就业形势紧张、居民收入预期恶化,消费意愿和生育意愿不足,上述过程同时也在经济实 运行过程中不断强化和自我实现。
2)短周期看,可分CPI、PPI 两方面:
>CPI 方面:本轮CPI 走弱,主要是消费需求偏弱、房租下降、猪肉价格低位震荡,以及油价下跌等4 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前3 个因素都有偏强的中长期逻辑,预计后续仍有一定的持续性;而油价因素则不确定性偏强。
>PPI 方面:2022 年10 月以来,本轮PPI 下行并转负过程中,全球定价的原油等大宗商品是主要拖累,但其影响在2024 年基本消退;即:2023 年的PPI 负增主要由全球大宗价格下跌、国内的产能过剩、房地产和基建实物工作量偏弱影响,2024 年则主要受后两个因素影响;2023 年6 月后,PPI 降幅反弹过程中,全球定价的大宗商品发挥了主要作用,国内产能过剩、房地产和基建相关行业贡献偏小。
四、当前我国如何“促进物价合理回升”,重点关注5 方面的政策参考前文理论分析,中国历史上的3 轮低物价周期,以及美国、日本相关经验,中长期看,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既要着眼通过政策改善物价持续下行的趋势,也要着眼中长期的产业转型升级,尤其是培育房地产之后新的支柱产业。此外,还需强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推动社会逐步从生产型社会逐步向生产和消费均衡型社会转变。
短期看,如果以GDP 平减指数回到0%左右为锚,可能的政策包括:
1)财政政策:应是促进物价合理回升的核心举措,若无其他增量政策,如果按照名义GDP 绝对值逆推,2025 年GDP 平减指数要回到0%,广义赤字规模需达到18.3 万亿、广义赤字率需达 12.8%((按《政府工作报告》,预算赤字规模约为 11.86万亿,全口径广义赤字率约为8.4%),若有其他政策配合,所需规模可能缩小。
2)进一步“松地产”:核心在于稳房价、稳预期,提高居民购房意愿。可能的政策包括:进一步放松限购;更大规模收储;加大购房补贴;优化公积金使用;降息等。
3)货币政策:2022 年10 月PPI 转负以来,央行降准5 次、降幅175bp,5Y、1YLPR 降息4 次,降幅分别为70bp、55bp,仍然显著小于前3 次物价偏低时期,“适度宽松”主基调下,进一步降准、降息仍然可期。
4)(“促消费”相关政策:参照前期报告分析,(“以旧换新”政策的短期提振效果最为显著,有助于稳住CPI 交通工具、通信工具、生活用品等分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负所得税、提升社保水平对消费的长期促进作用较好,有助于稳住物价中枢。
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煤炭采选、燃料加工、化工、非金属矿物制品(水泥、玻璃等)、黑色冶炼、有色冶炼等行业减量置换中低端产能是重点。
风险提示:特朗普关税超预期;政策力度超预期;测算可能存在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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