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的经验及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白川方明：大家下午好！
我的名字叫白川方明，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我也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和大家来进行这次对谈。我今天演讲的标题是《中国可以从日本的经济经验当中学到什么？》，我之后会来解释这个话题，在中国和日本经济当中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我也希望日本经济的经验能够帮助各位去了解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
我今天的这个话题动机有两个方面：首先像我所说的，日本经济所经历的和中国经济现在正在经历的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研究一下日本经济的经验，这是我今天讲这个内容的动机之一；但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或者说第二个原因，大家可能已经听过一些比如日本经济的经验或者是教训，但是对我而言，这些西方的经济学家通常都是从日本的经验中吸取了错误的教训，很不幸的是这就影响了日本的政策辩论，同时，我也担心这种情况会在中国同样发生，当这些西方的专家给中国人民提建议的时候，他们通常是用他们解读日本经济的方式给出建议。如果他们对于日本经济的解读或者说他们认为获得的经验教训从西方经济学家获得的也是有误导性的，我希望我们能够避免出现这样的错误。
这是我做个小广告，几年以前，我发表了这本书，这本书是在2018 年的时候出版的，这其实就是我的一个回忆录，回忆了我39 年在日本央行工作的经验，其中我写这本书的动机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日本经济分析的方式以及去批评日本货币政策这些方面，这个动机让我想要去写这本书。
在2021 年的时候，英文版和中文版都发表了，我非常地开心，看到大家也是有人正在读这本书。
我们先来说相似之处。事实上我认为有5 个主要的相似之处。首先，两个国家都经历了高增长，并且从高增长向稳定增长的转变；第二个相似之处，与美国的贸易和投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第三个，资产泡沫以及破灭；第四个相似之处，低出生率导致的快速老龄化以及人口减少；第五个相似之处就是低通胀率。除了这五个相似之处，第三、第四和第五点相似之处同样也被称为“日本化”。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不喜欢这样的说法，就是“日本化”这是很负面的，我不喜欢这种表达，但是“日本化”经常是被人们讨论的问题。
我来具体解释一下中日之间经济的相似之处。这是中国和日本两国GDP 的增长，在左手边是日本的经济增长率，1956 年-1970 年代平均的经济增长率是将近10%，从1982 年-2011 年，中国的平均增长率是10.3%，基本是很相似的，就是在10%左右的经济增长率；逐渐地我们看到经济增长率开始下滑，中国也是经历了同样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经历了高增长之后都会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如何维持这种高增长率，所以就要过渡成平稳的增长，这就是第一点相似之处。
第二点相似之处就像我说的，就是和美国之间在贸易失衡背景之下摩擦的不断加剧，大家可能知道，在1985 年的时候，日本完成了和美国签署的“广场协议”，“广场协议”生效它当时的背景就是日本和美国之间在日本经常项目项下盈余不断增加，日本达成了两个目标，一个就是要让他的货币升值，第二个，就是要减少经常项目项下的盈余，随之就带来日元的升值，一开始的时候是240 日元兑1 美元，但是两年之后日元的汇率不断升值，升值到了120 日元兑1 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快的、非常大幅的日元升值。
第三个共同点，就是泡沫经济及泡沫经济的破灭。这个图表展示了房地产的价格，大家可以看看，左边是房地产的价格，右边是股票的价格，在左边这个图表展示了两个颜色，一个颜色是蓝色的线，蓝色这条线代表东京房地产价格，红色展示的是大阪房地产的价格，当然这是日本最大的城市，大家可以看看还有实线，展示的居民区房地产的价格，虚线展示的是商业地产的价格，从图表当中我们能够发现大阪商业住房价格急剧下降，而大阪商业区域的房地产价格当时是下降到了价格峰值的十分之一，真的是房地产价格的暴跌，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这样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对于日本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问题。
第四个相似点，人口方面。大家看看左边展示的是总的人口，我们可以看看日本人民的状况，日本的总人口在2020 年达到峰值，后来开始下降，而中国的总人口在2022 年，两年前开始下降，右边给大家展示的是工作年龄人口的数量，工作年龄人口的峰值日本是在1994 年，而中国工作年龄人口的峰值是在2015 年，后来开始下降，在中国和日本人口发展方面，中国滞后日本15年左右。
第五个中日两国相似点是中日两国都经历着低通胀率，大家看看右边的这个图表展示的是日本的通胀率，可以看看CPI（消费者物价指数）非常高，后来慢慢下降，在1988 年的时候，我们通胀率甚至为负，CPI（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下降，一直到2012 年；而中国现在也面临着低通胀，日本过去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低通胀，而现在中国也面临着低通胀。这些都是中日两国之间的相同点。
我们在探讨了两国之间的相似点之后，我要跟大家谈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可能是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有很强的相关性，是值得我们研究的，第一个是广场协议，第二个是金融危机，第三个是低通胀或者通货紧缩，第四点快速老龄化和由于低生育率造成的人口数量的下降。
当我作为日本银行行长的时候，后来即使我不是行长了，有很多中国的专家和政策决策者经常问我，如何从日本的经验当中去学习，供中国去借鉴，基于这些中国专家经常问我的问题，我想跟大家重点探讨这四个议题。
首先，我们看一下广场协议和国际政策协调。我前面已经简要地给大家进行了介绍，在20 世纪80 年代的时候，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那个时候主要是由于日本和美国之间贸易不平衡加剧，比如说尼桑、本田在美国非常积极地卖车，而通用汽车那个时候在和日本车厂竞争方面失败了，因此那个时候在美国就出现了日益上升的保护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1985 年，日本参加了“广场协议”，该协议规定了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汇率调整，日本做出了承诺，日本承诺要扩大内需，以减少经常账户盈余，在此背景之下，我们日本的宽松货币政策被延长。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美国、日本、德国经常账户的余额，美国的逆差在上升，德国、日本经常账户的盈余在上升，美国的赤字在上升，因此，美国就让日本去扩大内需，降低日本经常账户的盈余。
日本做出了承诺，要扩大内需，但是后来发生的情况是出现了严重的泡沫，后来泡沫破灭，出现了金融危机。当时这个泡沫的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化学反应，我可以这样说，我不是说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了日本的泡沫，但实际上当然宽松的货币政策是造成日本经济泡沫形成的原因之一，泡沫之后，泡沫早晚是要破灭的，后来给日本经济和整个产业留下了无法愈合的伤疤。
我前面谈到了“广场协议”，促使日本做出了以下承诺，比如说有五个国家是参加了“广场协议”，他们达成了共识，他们认识到我们必须要去解决这种严重的外部不平衡性，每个国家都做出了承诺，日本也推出了政策，日本推出了灵活管理货币政策，适当关注日元的汇率，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日本推出了宽松货币政策。
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利率的变化，红色展示的是银行同业隔夜拆借利率，来自的是官方贴现率，在“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度升值，对日本的经济造成了影响，造成了通货紧缩，但是这样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并非是造成巨大泡沫的唯一原因，但是长期的宽松货币政策肯定是重要的促成原因之一，为什么宽松货币政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呢？背后有几个原因。
一个原因，我经常听到人们这样说，尤其是中国的一些专家，他们说“广场协议”是一个错误，我不觉得“广场协议”本身造成了日本的问题，是的，签署之后日元升值了，日元升值本身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日本经常账户的盈余是巨额的，我想造成日本问题主要是有以下三点造成的。一是日本致力于通过增加内需减少经常账户盈余，这造成了问题，因为日本的经常账户盈余是一个结构性的本质，它的净值是结构性的，因为当时日本人口的结构是很有利的，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上升，因此他们当然是不断地加大储蓄，为他们的退休做准备，那个时候储蓄上升；但如果说日本银行承诺要扩大内需，接下来就意味着宽松的货币政策要延续下去，而且当时问题也变得比较严重，因为人们过分担心日元升值对经济产生的影响，这些出口商们特别担心日元升值对他们出口带来的影响。
第三个因素，经济学家、政治家、商界和媒体反对日本央行收紧银根的尝试，因此是不能够出现通胀迹象的，如果出现通胀的话，日本央行会提升利率，但是没有出现通胀的信号，在那个时候通胀不到1%，我们有长期的宽松货币政策，那时候日本央行受到各种各样的批判，因此日本银行无法加息，最终导致出现了巨大的泡沫经济。这是我从“广场协议”里总结的经验。
我接下来要跟大家探讨的是金融危机。为什么我们会出现金融危机呢？我们出现了金融危机其背后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当时出现了巨大的泡沫，一旦出现了泡沫，接下来泡沫必然会破灭，人们把这种泡沫称为“资产泡沫”，但是“资产泡沫”我觉得是误导的，泡沫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下面三个基本现象，一个是强劲的经济繁荣，当时我们的资本投资是繁荣发展的，也出现了特别严重的劳动力紧缺；第二个因素就是债务大幅度增加；第三个是资产价格大幅上涨；最重要的是债务发挥的作用，这是至关重要的。在资产方面，泡沫破灭之后，资产的价值会大幅度上升，当然负债也会大幅度上升，公司面临着资本的匮乏，缺乏资本，这使他们无法开展一些经济活动。当时日本泡沫的规模可以说是在现代经济史上史无前例，就像我说的，我们看到大阪的这些商业住宅价格泡沫破灭以后下降了90%，下滑的规模非常大。
这幅图展示的是对于各个行业贷款增加的情况。最底下这一条线是房地产、建筑行业、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增加情况，我们看到这个比例从10%上涨到30%，银行当时非常激进，要增加贷款给房地产开发商、建筑企业等等，这就推动了地产价格的上涨。
最终泡沫还是破裂了，日本也是花了更长的时间去解决不良资产贷款的问题，相比于美国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日本花了很长的时间，最高的价格在1991 年年中，是在1991 年2 月的经济周期的峰值，金融危机最严重的阶段对于日本是在1997 年的秋天，所以可以看到这里面有6 年的时间差，就是在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之间有6 年的时间差；美国的例子，房地产价格峰值是在2006年7 月，经济周期峰值在2007 年12 月，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阶段，也就是雷曼兄弟破产之后，是在2008 年秋天，对于美国这个例子，在他的泡沫和金融危机之间只有2 年的时差，和美国相比，日本花了更长的时间来解决不良贷款的问题。
有四个原因，为什么日本对此采取了忍耐的态度。
第一个原因，在泡沫后初期，乐观的评价占了主导地位，人们在想即便我们现在看到了房地产价格下降，但或迟或早房地产价格都会涨回来的，这样的一种乐观心态存在了很长时间，在这方面日本也没有什么不同；美国也是同样的，人们当时也有这种乐观的展望。
第二个原因，损失的会计确认被推迟了。对于日本来说，主要的这些资产类型就是银行贷款，它并没有什么市场价值，而对于美国来说，主要的资产是这些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它可以在市场上交易，它们是有市场价格的，相对来说很快地他们就可以确认这些资产的公允价值。
第三个原因，缺乏能够有序解决危机的法律框架和金融资源。如果说法律框架和金融资源能够给我们带来有序的解决危机的话，而缺乏了这种框架和金融资源，一个银行的破产就有可能带来整个金融体系的问题，法律框架和金融资源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这些并没有能够获得，是缺乏的。日本也是在这方面有所延迟，但是在这方面美国也一样。
第四个原因，没有出现金融体系濒临崩溃，或者是货币急剧贬值等急性的触发事件，也就促使我们采用了上述的这些框架。和日本相比，比如说在一些其他的国家，美国就行动得更快，包括有一些其他的国家面临着货币的急性触发事件，所以他们的行动都是要比日本更快的。美国的例子来说，因为出现了雷曼兄弟的破产，金融体系也是处于崩溃，最终美国国会认识到了这种公共资金的注入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后，这个法案就通过了，实现了最终有序的解决，这就是日本和美国之间最大的差别。
这幅图展现的是注入的公共资金，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后，右手边，雷曼兄弟是突然破产的，这也带来了一个金融系统的问题，由此也影响了全球经济，GDP 迅速地下降；左手边，山一证券破产之后，大家可能听说过山一证券，它是日本第四大证券公司在那个时候，雷曼雪地同时也是美国第四大证券公司，这两个公司都需要很大的公共资金的注入，当时注入公共资金并不是太受欢迎，对这两个国家都是如此。
美国和日本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央行的行动，美国的例子是美联储并没有作为最后的贷款人，所以金融体系出现了崩溃，GDP 也是大幅下滑，但是在日本来说，日本央行做出了承诺，要提供无限的流动性，日本就避免了金融体系的破产和崩溃，所以您可以看到它对于其他国家没有带来影响，当然这其实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能够避免严重的GDP 快速下滑，但与此同时它也不是那么好，它还有缺点，人们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日本相比，美国认识到了注入公共资金的必要性。
我的主要观点，泡沫国家必然要面临长期的低增长，我们需要去进行消除过剩的挑战；第二个，及时识别不良贷款是至关重要的；第三，如何形成共识，注入公共资金也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现在也是面临着房地产价格的下滑，它也影响到了房地产开发商以及地方政府，我不知道如何会影响整个经济的全部，但是这个损失还是巨大的，所以注入公共资金是非常重要的，如何能够形成这种共识就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个问题，我想探讨的是低通胀或者是通货紧缩。美国的这些学者把日本经济的低增长归咎于通货紧缩，这个是我引用的Bernanke，他当时做美联储主席时候所讲到的一段话，他说“日本似乎出现了相对温和的通货紧缩，消费者价格每年下降大约1%，但是多年来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上升，银行和企业部门显然存在难以解决的金融问题，虽然很难找出原因和结果，但是普遍认为通货紧缩是日本经济衰退的重要负面因素。”所以他们把日本经济低增长归咎于通货紧缩。
但我不认为是这样的，因为日本经济的低增长是由于泡沫的破灭，以及人口的减少，以及日本经济和社会缓慢适应的原因，环境在不断变化，比如像是全球化和科技的变化。但是无论如何，美国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他们强调了通货紧缩的危险，比如说Bernanke 所谈到的，通胀可能成为日本几十年经验表明，通货紧缩可能成为一个自我延续的陷阱，低通胀和低名义利率使货币政策的变化，进而导致低通胀或通货紧缩持续存在。
同时，Powell，美联储主席在2020 年8 月份也说到如果我们想要阻止这样的情况发生，这里的动态就是指低通胀，如果我们想要避免这个问题的话，想避免其发生，他说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不利的动态在其他主要经济体中发挥作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难以克服，这就说明日本被认为他作为一个国家是失败了，或者说做了一系列错误的举动，也就是让通货紧缩持续存在，所以日本央行货币政策遭到了美国学者的猛烈批评。
美国的这些学者也非常地有信心，对于量化宽松在金融危机之前是非常有信心的，包括像Blinder-Reis 就提到，在2005 年的时候，以及格林斯潘所提到的在2002 年和2003 年对通货紧缩风险的关注，被一些观察家认为是过度考虑到实际风险，但是他决心不允许美联储步日本央行的后尘，陷入0 名义利率的陷阱，同时他也说到，这个同时也是需要更多的公共资金的注入，这样的行动似乎是效果不错的。
美联储提供了大量的流动性，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但是他们面临了0 利率的现实，也就是这种新试图戳破泡沫，事后再收拾残局策略是不好的。
这里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通货紧缩真的是危险的吗？第二个量化宽松、QE 或者是非常规货币政策真的有效吗？
这幅图展现的是经济增长率以及通胀率的情况，从1998 年开始，CPI 已经是负值了，如果说通缩螺旋出现的话，通货紧缩的比率必然会不断加速，但是可以发现这里通缩率并没有加速，而GDP 增长率并没有下降。
这个图表展示的是失业率，主要经济体的失业率，日本的失业率是比较低的，同时我们知道日本的通胀率也没有大幅度上升，日本面临着通货紧缩的情况，但是失业率并没有大幅度上升，我们看一下GDP 的增长，右边展示的是GDP 的增长，人口对经济是有着很大影响的，大家可以看看七国集团GDP 的增长，主要是和2000 年GDP 增长做比较，大家能够发现日本的GDP，是红色这条线，展示出我们GDP 的增长率在七国集团当中是最低的，左边展示的是一个不同的情况，左边展示的是按工作年龄人口统计的GDP，大家看看这个图表就会发现按工作年龄人口GDP 去计算的话，日本GDP 增长还是比较高的，这就显示出工作年龄人口的下滑对GDP 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出现了通货紧缩，大家看看基本面并没有太大变化，尽管通胀率并没有提升2%，但是我们工作年龄人口划分的GDP 增长还是不错的。
考虑到劳动适龄人口减少，与国际相比，我们增长率还是相当高的，尽管我们GDP 的总的来说比较低，但是因为我们劳动适龄人口减少了，按照这个来看我们GDP 还是可以的。这里给大家展示的是日本央行所做的一些货币政策试验，日本银行总资产与名义GDP 比例在2013 年以后大幅上升，过去是30%，现在是130%。
2013 年4 月，日本央行进行了大胆的货币政策试验，尽管日本央行大幅增加资产负债表，但通胀率却丝毫没有反应，我的一些主要信息是我们不应该过分担心低通胀或通货紧缩的风险；第二点，量化宽松的政策并未兑现承诺；第三点，我们应该担心的是通货紧缩的螺旋式上升，但是日本从未经历过螺旋式的通缩上升，如果在20 世纪30 年代美国经历了严重的螺旋式通缩，其原因主要是金融体系的崩溃，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要竭尽全力地来防止金融体系出现崩溃的状况。
这个图表展示的是通货紧缩的情况，过去出现通货紧缩的几个时段，包括1929-1933 年，1997-2010，年时候发达经济体通货紧缩状况，美国价格水平是下降了24%，年度通胀率是-6.7%，这就是价格水平大幅度下降；而我们看看日本和美国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在1997-2010 年，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下降3.3%，年化通胀率-0.3%，尽管我们利用了同样的词“通货紧缩”，但是大家看看美国的通缩和日本的通缩是大相径庭的，最大的差异是在20 世纪30 年代美国的通缩和日本的通缩，主要是在30 年代的时候，美国金融体系崩溃了，而日本当时出现通缩，但是我们的金融体系并没有崩溃。那个时候股票跌了40%，美国货币存量大幅度下降，但是日本的货币存量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主要的差异就是20 世纪30 年代美国金融体系崩溃，而日本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
我们可以发现通货紧缩是金融体系严重崩溃带来的威胁，这里有一句引言：对我来说教训是非常清楚的，通货紧缩是金融体系严重崩溃带来的威胁，没有系统性金融动荡的缓慢增长和反复衰退，甚至是1975 年和1982 年的大衰退，都没有构成这样的风险。
我要跟大家谈的第四个问题，就是快速老龄化和由于低出生率造成的人口数量的下降。我前面谈到了，日本现在面临着快速的老龄化问题，同时也面临着人口急剧下降的问题。从现在开始10年之后，估计我们的人口是大幅度下降，快速的老龄化和人口的下降会通过各种机制影响我们的增长率，首先就是劳动力减少会带来直接影响；第二点，人口结构变化会导致生产力的下降，从理论上来讲，生产力和人口结构是两回事，但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生产力是相互关联的。举例来说，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人们的需求会向医疗和护理服务等低生产力部门转移，会出现这样一种转移情况；第二点，“白发民主”即用于老年人的支出趋于增加，这意味着用于未来的投资支出趋于减少，我们未来的投资支出如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会减少，因为更多的支出是用于给老年人提供服务，我们把它称为“白发民主”，这也是一个民主社会面临的问题。
另外一个，老年人接受新技术的速度较慢，因此社会对新技术的采用往往会被推迟，我们发现技术出现了长足的进步，我们利用这些新的技术用于生产和服务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像我这样的老年人，我们在接受新技术方面速度是比较慢的，这会造成对新技术的采用推迟，这也会影响到生产力的增长，而且当人口下降的时候，维护基础设施的成本就会变得非常高昂，尤其是在那些人口减少的社区，基础设施维护成本特别高。
这个图表给大家展示的是日本的地图，蓝色的区域展示的是人口下滑的区域，现在很多日本的城市和小镇人口都在下滑，人口上升的区域只是局限在东京、名古屋、大阪这几个区域，当人口下滑的时候，我们要去维护基础设施的话，成本就变得非常高了，尽管人口在下滑，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最基本的基础设施，而且考虑到人口数量减少，要去提供这些基础设施，提供这些服务成本就变得特别高昂，这就意味着生产力会下降。
我们看看日本采取了哪些措施。首先，日本劳动力的参与率大幅度上升，尤其是在最近几十年，日本劳动力参与率大幅度上升，大家看看左边这个图是65 岁以上人口劳动力的参与率，在2010 年不到30%的65 岁以上的人在工作，但是现在大约是35%的65 岁以上的老人都在工作，而且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女性劳动力的参与率也在上升。
第二个，现在日本接收了越来越多外国的移民，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美国工人数量的增长率是非常高的，是163000，如果这样的趋势持续下去的话，大约在2070 年的时候，外国工人的占比会达到10%。
现在由于国内市场萎缩，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在大幅度增长，日本的公司现在进行了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因为国内市场萎缩了，这个图表给大家展示的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增长率，还有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余额，都大幅度上升了。
我的一些关键信息，要点，日本一直到最近都低估了人口变化的影响，日本政府最近开始努力地提升出生率，但是我们目前还不知道这些措施最终的效果会如何，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做出的努力是提高劳动力的参与率，在中国，在提高劳动参与率方面似乎还有很大的空间。
这个图表给大家展示了男性和女性劳动力的参与率，是中国和日本的情况，大家看看虚线展示的是日本的劳动力参与率，对于中国来说，可以进一步提升劳动参与率，尤其是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日本的退休年龄目前是65 岁，我知道最近中国政府也宣布延迟退休，当然，我知道对此是有着很多不同观点的，但是我们日本的观点是中国是有着很大的空间可以进一步提升劳动参与率，这样可以减缓增长放缓的影响。
好的，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主持人/张际：非常感谢白川方明教授，非常感谢您的精彩分享，接下来可以进行问答，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问白川方明教授的话，大家可以举手。
提问：谢谢白川方明教授，非常感谢您的精彩分享。我有一个问题是涉及到日本保险业的，日本的保险业出现了利率缺口，您是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日本的保险业是如何自我调整应对新情况、新形势的？我们可以从日本保险业经验当中学到哪些？
白川方明：当日本央行在实施货币宽松政策的时候，日本的保险企业面临了很多严峻的问题，就是利率差，也就是资产收益率和负债收益率的差别，它是缩小了，从根本上来说，什么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机制？就是要增加人们的期待寿命，也就是保险产品的寿险的收益率，它有三个来源，一个是利率的差值，第二个就是成本费用，第三个是人们预期寿命的长短。如果要去和预期的人们寿命去对比的话，就应该是更长的，所以这些寿险产品就不需要去支付保费给受益人，这是其中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为什么这些寿险公司他们能避免严峻问题的挑战。
同时，寿险企业想要尝试去降低他们承诺的收益率，同时也是为了有更多新的保单的出售，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增加预期寿命。
提问：谢谢白川方明教授，我有两个问题提给您，第一个，我们知道很多中国专家都让中国央行更多地帮助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以及解决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您对此的观点是什么？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您提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预防金融体系的崩溃，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房地产价格下滑，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给银行，特别是小银行带来很多压力，您有什么建议给中国避免在小银行领域的大的风险？
白川方明：关于一个金融体系如何运转，每个国家都不同，以日本为例，当地政府并没有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中国，就像您说到的，地方政府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地方政府承受了很大风险这就会影响到经济，所以政府或者是央行是否承担了地方政府的债务，从外界来看，这个过程本身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或者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因为最终这种损失是已经存在的，如果这个损失是由实体承担，他们是无法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就会带来严重的问题，自然就是政府要承担起这些地方政府的债务损失。
但只是考虑地方政府还不能够提供这个问题所有的解决方案，现在这些政府风险就是从地方政府转移到了中央政府，但是这些额外的多余的房地产还是在那里的，所以最终这些损失是由人们去承担了，政府最终还是由市民去支持的，如果政府承担了这些风险，他们是无法承担的，是过大的，就有可能带来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分配损失，如何最好地分配这些损失，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开发商和个人之间如何分配这些损失，如果政府承担所有的风险就太极端了，而且是很危险的，如果是个人把所有风险都承担了那就太危险了，可能中间会有一些优化的组合，对我来说，这个优化的组合到底是什么？这就是这个问题所在。
忘了您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了。
提问：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如何防止在银行业，特别是小银行的金融风险。
白川方明：对于中国金融体系我不是一个专家，但是基于我对于日本的经验，第一步要确认这个损失本身，就是这些小银行的损失本身，就像我就日本的经验来说，很多时候这些不良贷款价值没有被正确确认，它的定义本身就很不清楚，有些时候贷款覆盖了借贷者可能被展期了，这些也会是不良贷款，但是从机制上它并没有被记录为不良贷款，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清晰地确认这些不良贷款的价值。如果这些不良贷款的价值是非常大的，如果资本是充足的，就需要有一些刺激，如果有一些潜在的金融机构愿意纾困这些银行，比如对于这些银行的收购可能是需要的，在这种情况下，银行需要一些金融方面的激励，需要提供这种金融激励，如果这些受困银行没有各方进行收购，最终这些银行就会破产，如果你有很多受困的银行，只是允许让一些小银行破产，这意味着很多相似的银行都会破产，这会带来系统性风险，就像我提到的，这种框架有序地去解决受困银行的问题，有一个机制来注入公共资金，这是非常需要的，这也是我基于日本的经验能够提到的。
但是可能中国的情况会有一些不同，比如说房地产的例子，房地产开发商并不是从银行借钱的，这些开发商的资金是来自比如有一些是私人，他们是房屋购买者，他们付首付，所以他的这种债务并不是银行贷款的形式，而这个负债是来自个人，或者比如是供应商，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并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银行不良贷款。
我不太知道中国和日本在这方面的区别，就是处理不良贷款的方式，但是最终要去确认不良贷款，以及需要一个框架能够有序地解决，很快地去解决。
提问：你好教授，我有一个问题，因为非常疲软的内需，像QE 或者一些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并没有生效，您觉得财政政策方面如何能够促进需求，并且能够让经济复苏？
白川方明：你的问题是想问财政政策作用吗？
提问：是的。
白川方明：好的，就像我所提到的，这些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比如说在有些情况下可能是无效的，如果我们去考虑0 利率，可能我们会考虑如何让财政政策发挥作用，我并不排除使用财政政策的可能性，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过度去强调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因为最终泡沫破裂的问题是由于过剩的存在导致的，日本过度的资本投资，日本过度的雇佣，过度的借债，这些过剩被清除了，否则经济很难回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上。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财政政策是减缓调整痛苦的过程，财政政策在这方面是有用的，但是它并不能够消除调整本身的需要，比如说这个是过剩的规模，这些过剩必须要消除，比如通过减少开支来实现，如果财政政策是无效的，这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下滑，但最终这些过剩本身必须要被消除，所以我们越多地去依赖于财政政策，那么这个调整期就越长，因此，我们必须要达成一种平衡，一方面要看如何减缓短期的痛苦，同时也要看一下这样的调整可以持续多长时间，因此我的回答是，是的，确实有财政政策一定的空间，但是财政政策也并不是一个充满魔力的解决方案。
提问：您好，非常感谢您的精彩分享，我有一个问题，我们是专门致力于数字资产，我们也和一些国际顶级银行进行合作，做相关的探索，您如何去看待数字银行快速发展？您知道还有数字货币，美联储，包括欧洲、新加坡政府都是非常强调数字货币的发展，您觉得数字货币会如何去改变目前的金融体系？尤其是现在还有人工智能快速的发展，还有区块链技术的发展等等，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白川方明：我并不是这个议题方面的专家，我可以说的是，总的来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空间，我们可以去利用这些技术，比如说区块链、人工智能，利用它们的空间非常大，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持有保守态度的，金融的本质还是一样的，最关键的是如何评估人们的信用，尽管我们会部署各种各样的技术，但我们还是需要对人们的信用度进行评估，尽管技术不断地变化，我们还是要去解决流动性风险的问题，必须要有人提供流动性才可以，如果没有相关的机制来确保能够提供流动性，金融体系不会运作良好，尤其是在出现危机的时候是不会运作良好的，人工智能不会自动给我们提供流动性。
举例来说，几年前，大家可能知道关于加密货币是非常火热的，人们广泛探讨稳定币的价值是稳定的，这里有美国政府债券对它作为支撑，还有日本政府债券，还有新加坡政府债券给它作为支持，但是你知道为了要平稳地进行支付，我们总是需要去解决时间错配的问题，什么时候获得付款，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你付出去了，有时候你要去收款，但是这样的实体是无法付钱的，为了使这样的付款能够平缓地处理，我们必须要有流动性，谁提供流动性？我们需要流动性才能够进行很好的支付。在稳定币方面没有提供流动性的机制，我们可以去想一想这些共同基金，把它作为一个支付的中介，但是在我们的金融体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就面临流动性匮乏的问题，对于所有类型的新产品来说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它们要去利用IT 或者人工智能技术都必须要考虑到这些问题。
关于数字服务或者AI，我并不是该领域的专家，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大家在考虑一个新的产品应用的时候，你必须要去考虑一下谁来评估人们的信用，谁来提供流动性，如果这些问题得到解决的话，我会对这些新技术应用更加乐观，但是目前我是无法持乐观态度的。
提问：好的，非常感谢您，我有一个快速的问题，是涉及到通缩的，您前面谈到了通货紧缩，它的后果可能会得到加剧，传统上来说人们相信通货紧缩对于经济来说，在供应方面对经济会造成危害的，尤其是如果出现通货紧缩螺旋式上升，从供应侧方面通货紧缩也可能会造成经济的损失，会影响到经济，因为您知道这些债务是名义的，当我们持续出现通货紧缩的时候，债务的实际价值会上升，这样就会使这些企业家和投资放缓，会推动经济的放缓，根据您的经验，您觉得在日本是否存在这样一种通道呢？如果确实存在的话，您觉得它的规模会有多大？
白川方明：您刚才解释的这样的机制是可以理解的，从理论上来讲，我并不排除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这样的形式有可能会出现，但是当我去观察日本经济实际经历的时候，我发现这样的机制并没有运作良好，如果说这样的机制运作良好的话，日本经济的增长率就要比其他的国家差得多了，如果你谈到这样的债务机制真的运转的话，日本的经济会差得多，但是在我的发言当中，我谈到了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长并不是特别糟糕，尽管日本出现了适度通缩状况，您描述的机制看起来并没有运作良好，但是并不排除它也有可能发挥一定的作用，我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这样一种动态发展的机制是可以理解的。
当我阅读一篇文章的时候，是涉及到通货紧缩的时候，作者所强调的机制并不一定是通过通胀率的下降，或者通货紧缩，这个作者谈到了金融体系的塑造，它的结构，通货紧缩主要是由于金融体系的崩溃造成的，而并不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下降造成了通货紧缩，不管怎么样，我理解您的观点，从理论上来讲我并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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