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即将揭晓，若特朗普当选，或提高美国对外进口关税、尤其是对中国商品进口关税。即使哈里斯当选美国总统，中美加权平均关税也易升难降。历史上贸易摩擦的案例并不罕见，本文回顾历史上针对关税政策的应对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当一国贸易顺差规模增长到一定比例、引发贸易摩擦或难以避免，扩大内需、调节贸易平衡或为根本之策，但短期而言，不同应对方式或有望改变收入及利润分配格局。

    　　1. 大幅调升关税对加征国而言也有较大负面影响

    美国总统在贸易政策方面拥有较大自主权，大选结果或对关税政策带来较大不确定性。复盘18-19 年贸易摩擦对中美、乃至全球增长均带来较大负面冲击——Oxford Economics(2023)测算18-19 年关税降低美国GDP 约1210 亿美元（占比0.5%），对中国而言，叠加全球贸易活动放缓的影响，19 年出口/实际GDP 增速分别从18 年的9.9%/6.8%回落至0.5%/6%。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多次提及将对全球加征10%关税、对特定国家征60%关税——如果严格执行，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或明显高于18-19 年，在现有周期及市场环境下、这些代价或许也是美国“不能承受之重”。据PIIE 测算，若美国在25 年对全球加征10%关税+中国加征60%关税，对中美经济增长均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其中对美国当年GDP 增速拖累或达到0.4 个百分点，并在次年拖累扩大至1.3 个百分点，同时将推升美国当年通胀2 个百分点。此外，加征关税会让美国收入分配进一步恶化，使最贫穷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下降约4%，目前美国经济增长和股票/地产市场估值均在高位，显示预期饱满。若通胀超预期推高利率，或企业利润率受关税的较大影响，则其预期向下调整的空间也更大。

    　　2. 他山之石：海外国家应对贸易摩擦的主要政策措施

    被征收关税国汇率适度贬值：对冲关税对汇率实际意义上的“升值”压力，降低出口企业税收损失和全球通胀压力。美国对外加关税某种意义上等同美元贬值，被加征关税的国家往往以汇率兑美元贬值对冲一部分影响。回顾美国在1930 年代将平均关税税率从40%提高到约60%，各国均进行大规模的货币贬值予以应对。但部分文献显示贬值对提振出口的短期效果或不宜高估，如 Gita Gopinath（2019）认为贸易主要以美元计价，因此出口量在短期内对汇率的反应往往很小。

    　　出口自限性政策：自愿出口配额、降低出口退税，将一部分价格上涨和收入留在国内、而非全部由加征关税国享有，降低本国净损失。1）20 世纪60-90 年代、日本接连在纺织品、钢铁、机床、彩电和汽车及零部件等出口中进行自主出口配额限制，对应商品对美出口同比增速下行幅度约为10-20个百分点，拖累日本出口增速从1959 年的20.2%回落至1963 年的10.9%。

    　　但随着日本出口结构调整，1971 年出口增速回升至20.7%，美日贸易顺差亦再度走高。2）调整出口退税税率也可视为一种出口自限性的政策，当出口退税金额小于该产品实际所含间接税金额，即呈现对出口的抑制。

    　　长期扩大对外投资：提高海外援助，鼓励企业海外投资，这一趋势或将加速。1）1947 年美国经常项目顺差达到全球GDP 的1.5%，其推动170 亿美元的马歇尔计划，通过捐赠、贷款等方式帮助欧洲重建战后经济。2）日本在20 世纪80 年代启动“黑字环流”计划（共计650 亿美元），通过提供优惠贷款支援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和原材料项目建设。3）20 世纪90 年代后，日本企业加速对外产能投资及海外本土化生产。

    　　风险提示：关税政策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内需相关政策调整不及预期。